编者按：
聂华苓 1925年生于武汉，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文学翻译家。她被视为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艾青、丁玲、王蒙、白先勇、林怀民、蒋勋和莫言等都曾是她的座上宾。她一生飘泊旅行，成为当代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聂华苓的生活都像是一个“全新的人生”，她将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三生三世”，自传《三生三世（增订版）》展示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下颠簸流离的漂泊命运。然而“三生三世”之外，她是一个对人生与创作都执着精进的作家。
聂华苓
一
阅读聂华苓，不应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人生的接榫之处，除却一桩桩的文学姻缘，还有她一部部的文学创作。她是创作、翻译、评论与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说创作与翻译见长。换言之，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
其实，早在1959年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时，聂华苓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翡翠猫》。次年，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此后的《桑青与桃红》奠定了她作为华语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继而，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问世。值得注意的是，先于回忆录的写作，聂华苓在自己的小说中早已经开始援引自己的身世经历作为文学资源，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以自己抗战时期流寓重庆的观感为背景，即兴点染，书写了一位少女的隐秘心迹，可以视为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而《桑青与桃红》则通过主人公横跨30年的经历，呈现了一位中国女性在四个不同时空——内战时期的长江上游、“天地玄黄”之际的北平、1950年代的台北以及1960年代的美国——中的坎坷人生。作品致力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将易代去国的悲欢离合压在纸背，是聂华苓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与先锋色彩最浓的一部。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时，鉴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读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她删去了其中实验性质最强的第四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被评价最高的篇章。白先勇认为聂华苓在其间写出了“卡夫卡式的梦魇”。不过，1981年大陆又出版了小说的全本英文版，这也构成了《桑青与桃红》的接受史上的一段逸闻。
《千山外，水长流》是聂华苓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两代主人公在1940年代中国与1980年代美国的故事为线索，讨论了“中美之间”这一话题在战争、人道、情感与伦理等多重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有她对于自己在中美两国生活的切身体验的思考。正因她在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已经积累了处理自己人生阅历的成功经验，加之她的散文也多以志人志言为主，所以当她开始写作回忆录时，也就很快打开了局面。系统对读聂华苓的小说与人生，当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题目，从中不仅可见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态，更可见文学在历史中的结构作用。
二
聂华苓在台湾与美国的高校中都曾讲授写作课程，熟稔“二战”以后西方的文学潮流，在她的早期创作中，也有意探索通过现代主义技巧叙述“中国故事”。她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中译，大都围绕这一取向进行。不过日后她在回顾这一历程时却说：“离开中国愈久愈远，我也就愈‘中国’；回归本土文化传统的渴望也就愈强烈。作为一个人和创作者，我都是‘浪子回头’——这是从实际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中一步步悟过来的。”正因为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她对于西方经验的接受也多能以调和中西传统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她对于中国作品的英译，也就特别能够见出她的历史感觉。
除去《中国女作家小说选》，她还是《毛泽东诗词》与《百花齐放文集》的英译者。后两者一在美、英、法等国陆续出版，风行一时；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选本与译本。对于两者，聂华苓都做有详细的历史注释，借此考察与观审“红色中国”。邵燕祥回忆：“她六七十年代就关注中国的文学状况，她给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了两厚册1956年、1957年的《百花诗集》，那里面选了我的作品，并且选得很全面，有我挨整的证据，也有我整人的罪证，我觉得她这样了解一个人，大概了解得比较真实，所以在华苓面前我从来不用假装什么。”作为诗人，邵燕祥经常被人引用的两句诗便是“人生不满百，活在真实中”，与聂华苓的追求可谓异曲同工。这也就决定了聂华苓写作的“中国故事”，区别于同一时期海外华语文学基于西方视野建构起来的“中国想象”。当然，其间复杂的关联与丰富的肌理自然也有更为充分讨论的必要。
作为作家的聂华苓的成功与影响，可以参见1990年出版的45万字的《聂华苓研究专集》（李恺玲、谌忠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倘若现在重编，那么篇幅的扩大想必不止一倍。而在这些评论与研究的对象中，还不包括她此后更为著名的一系列回忆录。所以，当津津乐道于她的“三生三世”时，不妨细细品味她的作品。她的人生，在她的“关系”中，但也更在她的“文学”中。
三
聂先生90岁了，她的故事也90年了。相信“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她，卸下了历史的重荷，还会继续前行，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再那么迅疾地沉重，而能更加蹒跚地轻松。聂先生在提出“三生三世”之前，曾经在1980年代选编过一本自选集，题目是《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她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了两部分，一是《我在爱荷华》，一是《我在台湾》。她说：“我突然发现，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在爱荷华》比较理性；《我在台湾》比较感性。《我在爱荷华》有情——爱‘人’之情；《我在台湾》也有情——小我之情。《我在爱荷华》的视野，从波兰的纳粹集中营、艺术复活的中国舞台……到春风吹拂的爱荷华河；《我在台湾》的视野只限于四面环海的孤岛。”此说已见“三生三世”的雏形。此时缺席的“大陆”在此后被她纳入了叙述框架。其实，与其说是“缺席”，倒不如看做“大陆”为她提供了一种精神与文化的“背景”更为准确。在某种程度上，她的“三生三世”，正是一个“文化中国”的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循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选择、动力、特操与愿景。而她本身，也成为了“文化中国”的一个传奇。
在强调聂华苓的传奇性的同时，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她的选择无独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知识分子的写照。她将早年作品结集成为《台湾轶事》，有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与之在多个向度上呼应；她的集大成之作《三生三世（增订版）》，如果拿齐邦媛的《巨流河》进行对读，那么自然会发现一番精彩的“交响”与“共鸣”。二是她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常识。无论“文学”、“历史”，还是“国家”、“人道”，在她那里都是以一种最为朴素的方式被理解着与实践着。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一种“常识”的力量。
回到常识，回到文学，回到历史，回到“文化中国”的视野与方向，大概就是最好的阅读聂华苓的方式了，也是在她90岁的生日初度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李浴洋 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